awkx 他在对克己的解释中，也提到了这一点，认为克己指向的就是成己。
[14]杨国荣，2006年：《庄子的思想世界》，北京大学出版社。韰万物而不为义，泽及万世而不为仁，长于上古而不为寿，覆载天地刻雕众形而不为巧，此之为天乐。
《庄子》则着意于发挥老子反（返）者道之动的观点，突出宇宙间大化流行、万物无动而不变，无时而不移的意蕴（安乐哲、郝大维，第50页） (19) 《老子》动静相养的观点，最显著的表现于第十五章：孰能浊以静之徐清。《齐物论》中以明出现三次，下面由以物观之进而以道观之的层次来进行论述：庄子指出，在道物的领域中，道的特点是同、通，物的世界则是杂多而分歧。其二，以道之美（天地有大美）为理据，演绎本性之好美。（参见陈鼓应，2009年b） ⑦ 陶渊明《桃花源记》对桃花源的景象有这样的描述：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
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一、前言 在先秦人性论史上，众所周知孟子倡性善、荀子言性恶，本文则以性真为主题①，论述庄子学派的人性之真与美。应该说，尽管不同的民主模式都会在主体、客体或是程序等不同层面上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合理性，但是，如果从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全局来考虑，综合推进的战略显然更为合理。
同时，这三大主体之间又存在着互相影响的一面，个体通过权利进入社会和国家，国家则通过权力返回到社会和个人的领域，形成轴心原则的辐射效应。而且，无论是党内民主还是基层民主，都离不开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与民主监督等基本方面。比如，两者都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的民主观作为指导思想，都坚持相同的民主原则，都坚持民主集中制，而且在总体目标上具有一致性。同时从国家与社会两个层面培养民主主体，并使这两种主体的发展能够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这可能是一种更为理性、也更符合中国国情的思考和选择。
因此，进一步发挥其他政治主体的能动性，培养公民文化、培育公民社会、扩大基层自治等等，对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亦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但是，随着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不断深入，公民社会开始登卜民主政治建设的舞台，并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二、中国式民主的主体综合推进战略在描述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时，恩格斯提出了著名的合力论，即：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我们看到，在中国民主政治的实践中，形成了党内民主、村民自治、法治民主、协商民主、电子民主等丰富多彩的民主模式，在不同的时间、地点，解决不同的现实政治问题，反映了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多样性和生动性。同样，如果从公民社会的角度推进民主，其结果会表现为社会层次的民主，这也是由公民社会的内在规定性决定的。特定民主模式侧重于民主政治战略思考的特定方面。
在基层，这种复合体现在村委会与党支部、村主任与村支书之间的复杂关系中。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全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这决定了她在中国民主政治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客观地讲，在中国民主政治建设进程中，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作用都是不可或缺的。如何更好地调动各方面的力量，整合村级治理权威的多元结构，理顺基层自治组织和地方政府的关系，不仅直接关系到基层民主的成功，同时还影响到基层民主全部价值的实现。
在随州，出现了从两票制的民主选举到两会制的民主决策的过渡，在乡镇长的选举中，两票制亦在深圳市龙岗区大鹏镇首次施行。总的来看，考虑到主体多元的政治现实，中国民主政治建设更适合采用综合推进的战略。
但在当前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实践中，国家与公民社会复合结构的形成更多地有赖于公民社会的成长。同时，这也要求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民主建设不断提高，从而带动更为广泛的人民民主。
2．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与依法治国构成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内涵。对于健康的民主来讲，这两种民主显然都是不可或缺的。在实践中，很难找到一种纯粹的民主模式，各种模式之间也常常是彼此借鉴。始民主政治的主体轴心复合效应在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过程中得到了明确的体现，同时也成为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基本经验。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做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如果把这十条总结体现出来的精神实质作一个通盘的审视，我们会发现，无论是总体方针的确定，还是体系结构的搭建、目标价值的定位，中国的改革开放都表现出复合结构。
后来，这一模式又在江苏省姜堰市王石乡、湖北广水等地实施。1．国家权力与公民社会一般来讲，国家权力的民主建设是最重要的政治民主，国家权力的民主化会从总体上为个体自南和社会自治释放更为广阔的空间。
基层民主虽然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地方政府缺位、越位和错位干预基层民主的情况仍然存在。把这种非国家形态民主作为当代中国民主建设的突破口的认识实际上是强调了公民社会在民主化进程中的力量，认可了国家与公民社会在民主化过程中的复合作用。
由一元结构分解为二元结构，以及二元结构之间的失衡，使农村基层的公共权威产生了新的危机。国家与公民社会发展的不均衡是中国式民主政治主体结构不合理的主要原因之一。
多元的主体结构、复杂的客体环境使得综合推进战略成为必然之选。在当前中国国家建设的特殊阶段，依靠国家力量适度推进公民社会的成长，积极发展和完善公民社会，并确立国家与公民社会的良性互动和动态平衡，是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决定了中国式民主政治主体作用的合理发挥。以两者关系在基层的体现而言，党内民主与村民自治两者在政治功能、具体目标、组织形式、实施原则等方面还是存在着一些不同，会在特定时间和地点出现紧张关系，甚至会演化为矛盾，从而形成的就不是民主模式之间的对接，而是错位，使民主政治的建设不是因为民主模式之间的互相影响而相得益彰，而是因为冲突而减弱。那么，作为一种经验描述的中国式民主能否成为应然逻辑，用于指导中国式民主的进一步发展呢？实际上，这一问题的核心就在于，在中国民主化的过程中，这些民主模式能否殊途同归，使民主化的合力不是相互抵消，而是相得益彰。
如果说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最高权力构成了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关系在中央层面的一种体现的话，那么，两者关系在地方，甚至是基层则呈现出更为多样的情况。比如，尽管基层民主强调了自治，为民主实践的多样性留出了空间，但是，它并不是独立展开的，而是处于错综复杂的政治关系当中。
因此，需要重点重新思考定位的是韬光养晦的概念和提法。因此，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之间是代表与被代表的关系，具有本质的一致性。
以恩格斯的合力论来考察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我们发现，恩格斯的描述重现了历史，我们过去三十年民主政治建设的历程正是这一合力论的图景：适应各种特殊的环境，种种民主模式就如同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形成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最终产生一个合力，即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历史后果。就中国民政治已经取得的成功经验来看，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从国家层面推动政治民主是主要的时，发挥其他政治主体的能动性，培养公民文化、培育公民社会对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意义也越来越突出。
一个强大的公民社会不仅是个人自由上升到国家民主的过滤器和放大器，还是国家权力与个人权利纠集与转换的稳定器和缓冲器。正是因为不同的主体对民主政治的影响，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个人主义的自由民主、国家主义的威权民主以及综合多种主体的多元主义民主等等不同的民主模式。20世纪末，随着村民自治的不断深入，两委矛盾逐渐表面化。通过公民的民主教育与实践来提高公民对民主政治的认同以及参与民主的能力，是主体建构的第一个重要层面。
在民主制度的建设、民主文化的培养等多个方面，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的内涵是相通的。部分学者认为，在中国，真正有力量的社团往往不是按照民主的原则架构起来的，而真正有利于民主的社团却处于非常无力的地位。
另一方面，民主也会对三大主体形成不同的影响，从而使主体调解自身，提高自身的民主性。就基层民主来看，其重心在广大农村和城市社区，其基本原则在于自治。
然而，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在总体上的一致性并不排除两者在局部上存在差异，甚至是冲突。对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来讲，两者关系将会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对21世纪的中国政治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